阎连科专写河南耙耧山区农民，很早就形成了稳定的风格，但广为人知，要到中篇《年月日》发表之后（《年月日》不仅是1997年度也是整个九十年代最令人振奋的作品）。时隔两年，他又推出了长篇新著《日光流年》。
这是一部更加沉重的回忆之书。仿佛为了考验读者的神经承受力，回忆中的往事欢娱太少，苦痛太多。作者又那么沉静，不依不饶，似乎偏要写到叫你吃不下饭为止。在耙耧山深处，有吃，有穿，活过四十，这样简单的生存竟然那么惨烈。一村人短促的生命所有的只是：虫灾，干旱，闭塞，贫穷，落后，饥饿，疾病，死。他们并不认命，连续用最原始的方式发出惊人的抗争，男卖皮，女卖身，积累钱财，或开渠，或种油菜，或翻土地，饥荒时甚至提前埋葬病人，丢掉残疾儿童，省下粮食让暂时健康的人苟延残喘。但一切努力无不以失败告终。失败后困苦更甚，因为此前的奋斗已经竭尽全力了。
作者把人物逼到万难忍受的绝境，细细欣赏他们如何挣扎，如何因挣扎而迎来更大的挫败，虽然几乎近于和“老天”一道戏弄“三姓村”人，却坚决免去了廉价的悲悯。他大概只是想精确地算出他们抗击苦痛、抗击死亡、抗击绝望的极限罢。
伟大的作家往往也是伟大的预言家，但他们更喜欢回忆。精彩的预言，分析起来，不是以回忆出之，就是因为想起历史上惊人相似的一幕而和未来迎面碰上。作家的时间概念和偏爱现在与未来的政治家言论家很难吻合。作家对于过去，简直就是沉湎，甚至不惜把自己也熔铸进去——不这样，就写不出他所看到的一切。
阎连科就是这样的作家，虽然并不伟大。他的世界属于正在跨入二十一世纪的人们渐渐淡忘或不愿追想的过去。他一笔一划细细地写，不粉饰，也不夸张，不超然，也不猎奇，完全以那个世界的一分子现身。虽重复杂沓，单调郁闷，有时就等于灾情报告，与揭示灵魂的艺术还有相当距离，但毕竟以从未有过的浓烈和大胆，报告了应该报告的真实。即使都是过去的真实，也还是真实，而且是更加真实的真实。以进化的眼光发现新的真实的蛛丝马迹固然不易，驾记忆之舟逆流而上网罗散佚的真实，或许更难。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身俱来的主题是农民，虽然一度和“工”、“兵”平分秋色，却从未降到主题以下。但接着就来了歪曲，作假，现在是连歪曲作假的形象也快要从文学中消逝了。农民在当代属于过去的中国或中国的过去，而“过去”，现代汉语的另一层含义乃是遗忘，消失，梦幻，不真。但，仍然有阎连科这样的作家，从“过去”走来，从梦幻、不真、已经消失、应被遗忘的另一个中国走来，用几乎凝滞不去而且常常雕刻过深的笔触，重新描写农民，描写被进化的车轮甩在后面的中国。他的工作，是替蜷缩在现代都市的狭的笼里一心追求全球化追求和国际接轨的当代文学，构设一个稳定而清晰的背景：过去的背景，本土的背景。这背景在中国的腹部，不是苏格兰高原，伦敦街区，不是法兰西农庄，香谢利榭大道，不是密西西比河，南方种植园，也不是俄罗斯草原，涅瓦河大街，而只是漫天黄土，童山秃岭，单调，无趣，贫瘠，丑陋，简直就和艺术无缘，然而是真实的背景，绕不过去的背景。光有背景是不够的。当代的演员不上场，再好的背景也只是背景。但在这样的演员迟迟不肯上场之前，就多做些构设背景的工作吧。否则，关于现在和未来的一切想象，都将变成健忘症患者或丧失记忆的人的梦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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